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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的故事

来源:http://www.graftonhouseuk.com 作者:管家婆资料大全管家 时间:2019-09-01 15:43

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1918-1978),西方摄影界公认的摄影天才,是他这一代人中用照片来讲故事的大师,以亲历二战的系列照片及而闻名,战后在日本拍摄的关于汞中毒的《智子出浴》等系列照片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照片中对社会的不公平的写照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民众。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设立了“尤金•史密斯奖”,表彰他对人性的信念,并将掖为同样的换负而取得突出成就的后来者。

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

1955 年4月5 日,马格南图片社十分自傲地发布一条新闻:报告尤金·史密斯加盟于马格南。

他的身材高大,胸部发达。他自己宣称,他一生的使命就是用文字和摄影图片去记录人类的生存状态。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弱点:就是精神上极不稳定,非常神经质,而且对酒精和某种药物上瘾,对经济的安排和处理马马虎虎。在马格南内部有不少关于尤金· 史密斯的传闻,虽然不一定件件都真实,但在他短短的加人马格南的期间,几乎使马格南达到了破产的边缘。当尤金·史密斯气愤地向《生活》杂志丢还他签的合同,愤愤然离开《生活》杂志的时候,约翰·莫里斯是欢迎把尤金·史密斯吸收到马格南来的。他回忆说:“我是十分崇敬尤金·史密斯的。在战前我们曾一起为《生活》工作过。1939年,当一艘英国巡洋舰为了阻止德国在大西洋中部的航道时,船长命令船上的全体船员都乘上救生艇,准备把这艘巡洋舰击沉。船上的海员被英国船送到纽约湾的埃利斯岛上,我和尤金·史密斯被《生活》杂志派去采访这些船员。当我们乘渡船从纽约市曼哈顿岛南端的炮台公园出发时,我们还开玩笑地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出国任务。“当尤金·史密斯从《生活》辞职,我就知道他会加人到马格南来,当时我是很高兴他能加入的。因为他正是马格南所崇敬的那一类十分严肃的摄影师,而作品又非常精细、有新闻价值。但我没有意识到他的加人会给马格南带来那么多麻烦。他曾经在精神病院里呆过。其实我应该了解到这一点,可惜我偏偏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变得如此浪费和放纵自己。他实际上是不再想拍摄任何常规的摄影故事了。”“大家都知道尤金·史密斯是个很费钱的朋友,因此也是位很费钱的会员。”埃纳斯特·哈斯说:“马格南的人都很不错,都非常爱尤金。但在一个组织里,有那么多个性强的人是个问题。”科内尔·卡帕认为是莫里斯说服大家接受尤金·史密斯的,这是对马格南的良知、骄傲和传统的一种压力,也是对马格南的考验,对莫里斯和对全体摄影师们的考验,他考验马格南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尤金·史密斯是呱呱叫的,但他又是非常正统的,”培特·格林说:“能与他共事是值得的,但难处在于很难与他相处得很好。有人说,对于尤金来说,最坏的事就是你去给他帮忙,他是个极自傲的人,他会因此对你愤恨的。”“我们希望接受尤金·史密斯,从最好的方面讲,他是位好摄影师,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每个人启发的人,”丹尼·斯托克说:“最伟大的摄影故事是由尤金·史密斯这样的人拍出来的,因为他感到他对被摄者的责任,我们愿意满足任何他提出的要求,如果我们能提供的话。但他是位不合群的人。因此与尤金·史密斯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不成功的婚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尤金·史密斯---他自己喜欢开玩笑地说,他名字中的W,是奇妙的,极好的意思。W是他的名字威廉姆的第一个字母。他1918 出生于堪萨斯州的威奇托。他在美国的大萧条时期长大,14岁时,他从母亲那儿借了一只相机开始拍照,从此就再也不想干别的工作。他的父亲以前是位成功的粮食商,但有一年大旱,堪萨斯州成了干旱、尘爆地区,该州的经济也因此而全毁了。父亲的粮食生意破产了,他在一家医院的停车场里开枪自杀,那时尤金18岁。为了拼命地抢救他父亲的生命,医生叫尤金直接把血输给他父亲,但老人还是死了,死时身上还连接着尤金的输血导管。不久尤金开车去威奇托中学为该校拍年报,当他终于完成了年报的拍摄工作时,因工作太累而晕倒了。在他的一生中,工作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尤金·史密斯因父亲的自杀而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他从大学退了学,去了纽约。在那里为《新闻周刊》工作,但工作不久就被解雇了,原因是他固执地坚持只用135小型相机。1939年,史密斯21岁时,《生活》杂志与他签了合同,所有年青的摄影师做梦都想成为《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但史密斯却与众不同,他对《生活》杂志的兴趣不大,而且常因编辑选用他拍的照片意见不一致而争吵,还对编辑安排他拍照片的位置而提出反对意见。最突出的是他毫不隐瞒他对编辑委派的一些任务表示出轻蔑,认为这种思想太浅薄。到1941年,因为他感到在《生活》工作太沉闷,决定停止工作,他提出了辞职,不顾编辑对他的替告:说他的辞职是在彻底毁坏自己的前程,而且还说再也不会让他进人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图片刊物工作。但尤金·史密斯还是辞职了。到那时,他已积累了4万张照片,他高高兴兴,也满不在乎。当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对日、德作战后,他意识到离开《生活》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虽然憎恨战争,但他极想拍摄这场战争,而他如还在《生活》工作,毫无疑问他有种种好机会去海外采访。他首先是提出申请加人美国海军陆战队,但在最后的面试时失败了。由三名海军上将组成的面试委员会认为:“虽然史密斯在摄影领域显然是位天才,但并不能符合美国海军的标准”。到1942年夏天,他终于找到了一项工作,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战地特派记者,驻太平洋地区。史密斯发回的第一批照片令人震惊,使得《生活》杂志的编辑们不得不收回他们以前说过的话,希望史密斯回到他们那儿去工作。虽然尤金拒绝了三次,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1944年5月,他作为《生活》杂志委派的记者身份去太平洋战区,发表了从来没有过的最有力的战争照片。

史密斯不但认识到摄影所潜在的影响社会观点的力量,而且他还撰文分析摄影的这种影响力:“摄影充其量只是一个很小的声音。但有时一幅照片或一组照片能引发出我们的感知……,有人,也许我们中的很多人因此而受到影响,他们要找出什么是错的,要找到通向正确的道路。“每次我按下快门,它就是对战争的大声呐喊和谴责。同时伴随着希望,希望这些照片能保存下去,希望这些照片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以唤起他们的警惕、回顾和醒悟。”爱特·汤姆生回忆说:“在战争中,史密斯变得相信他自己的任务是作出反战宜言。”在那时期,史密斯正在大量服用由医生开处方的一种药物,同事们被史密斯所冒的危险所惊吓,但史密斯在后来写道:“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就是我报道战争的照片并没有把人们吓住,而我自己也没有在战争中被吓死,我想要拍的是有感情的战争照片,这些照片要打动人,甚至会掐住人们的喉咙,让战争的可怕侵人到他们的头脑中,让那些人好好想想,再也不应该有战争了……我必须用我的肉身和我的精神力量,尽一切可能地阻止和延迟下一次战争。”虽然史密斯僧恨战争,但他也同时发现了战争可怕的魅力:“战争中有一种感观上的伟大和美丽---烟雾慢慢地升起,带着头盔的士兵的身影衬着微弱而摇曳的火焰;被炸毁的建筑物的剪影,在坦克喷射的火光下,突然显出它的残像;飞机尾后拖着长长的轨迹下坠的景象;高射炮的火光闪烁着亮头……那些景象是壮观的,但不能去细想。”在史密斯报道第13次战斗行动中,那是在冲绳,他多处受伤:“我当时站在一个弹坑里,正在拍我方士兵受到迫击炮攻击的情形,我在想如有一颗炮弹落在某一方可以完善我的构图,但一发炮弹在离我只有几英尺的距离着了地……”爆炸的冲击力把史密斯的相机重重地打到他的脸部,击碎了他的上腮,弹片击中了他的左臂和背部。他被送到了位于高姆的海军医院抢救,之后被送回美国。战争结束后,史密斯作为摄影家的声誉与日俱增。1946年,纽约摄影俱乐部举办了战争摄影作品展览,使他成为大家眼中的天才。一位评论员这样写他:“史密斯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超人的现实。他具有一种真正的崇高、伟大的博爱精神。”史密斯回到了纽约的《生活》杂志办公室,但他的声誉并没有使他变得容易相处。他要更多的稿费,他要更多的自由,他不能容忍任何限制。他还愤慨地否认别人说他有神经质的毛病,他认为这是因为他在追求极难达到的报道摄影的最高标准。

《生活》杂志派他去美国中部报道乡村医生的生活。几个星期中他一点音信也没有,不管纽约发了多少电报去催问。他在那儿呆了23 天,像医生的影子一样随着这个医生日夜出诊。开头他用不装胶卷的相机拍摄,目的在于让他们习惯他的存在,直到大家都不再注意他。他最后决定回纽约去了,但他发现《生活》办公室里不知怎么对他的归来有点气氛不对,他一下子大发脾气,把所有拍的照片都扔进了废纸箱里,走了。当然照片被找了出来。《生活》杂志用了好几个版面刊了出来。这些照片成了摄影故事的最经典之作,因为它们不只是记录这位医生做了些什么,而是记录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医生。他的这种拍摄方法改变了新闻摄影的记述、说明和评论的方式。

尤金· 史密斯《乡村医生》

史密斯承认:“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我常常感到我应该是一个在象牙塔里的艺术家。但我又要向人们呼喊,这样我就必须毁了我的象牙塔去当一名新闻摄影师。但我总是被这二者争夺着,一个是记录者,另一个是必须与事实不容的艺术家。我的原则是我对自己的真诚。”爱特·汤姆生认为,如果再派史密斯报道一个战争,他一定会在战争中被杀的。所以拒绝了他去朝鲜的请求。在争论中,史密斯怒喝道:“如果我想自杀你是无法阻止我的。”汤姆生也大声回答:“我是无法阻止你这样做,但决不能在《生活》委派的状态下这样做。”事实上,史密斯常常威胁说要自杀,尤其是当他把钱花得一干二净时。《大众摄影》的编辑有一次借给他一些钱,是为了阻止他的自杀。但在几天后的一次美国杂志摄影师协会的活动中,这位编辑吃惊地发现,史密斯情绪高涨,身穿一身漂漂亮亮的燕尾服。1949年,史密斯又完成了一项令人难忘的故事,他为《生活》杂志去西班牙拍摄一个山区农村的故事。这之后他得了神经衰弱症,人们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找到在那儿不停地徘徊的尤金,并把他送进了贝勒福精神病院。爱特·汤姆生把史密斯转人一家私人诊所。每个认识史密斯的人都确信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为艺术而受折磨的圣人或殉道者。他酗酒,一般一天一瓶,而且从战场回来之后对一种神经兴奋药上了瘾。没有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孩子、爱人和编辑可以干涉他的摄影,这是他唯一的伟大而固执的生存目的。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对他拍的照片的效果和排版、裁剪等负责。他不停地与编为选用和编排他的照片而激烈地争吵。1954年,史密斯被派到非洲,拍摄阿尔伯特史切维特兹(Albert Schweitzer)设在伦巴兰(属于加蓬共和国,原文翻译为黎巴嫩有误)的麻疯院医院。又和以前一样,他变得对这个故事非常地执着。他把史切维特兹医生看成一个向死亡挑战的人,一个有伟大人格的人。当他拍完回到《生活》杂志办公室,他早已有一个如何展现这个故事的明确想法。当发现最初说定的用12个页面来刊出他的史切维特兹医生的故事在出版时只有10页时,他立即就辞职了。爱特·汤姆生实际上从没有对史切维特兹医生的故事真正有兴趣。“我对这个故事比较冷,因为故事的内容已有点陈词滥调式了。但尤金·史密斯极力要去描述这位医生,所以我同意给他一个机会。但尤金发现史切维特兹医生并不是他期望的父亲般的人物,他非常独断专横。在史密斯给医生写了一个威胁性的要离开的短信之后史切维特兹给了史密斯更多的活动余地,而且史密斯还把拍摄的重点放在了麻疯病人居住区和它周围的村子上。尤金不信任《生活》杂志高水平的暗房技术,坚持要自己加工他拍的照片,花了几个星期的白天和黑夜,直到他听说《展望》杂志也在计划壹出史切维特兹医生的故事,才总算把照片印了出来。“尤金从来没有对我们的任何一次照片排版满意过,因此我决定我们再也不把照片贴出小样来。但尤金后来却又说:他想最好能看到照片的排版样,而且一定不发表意见。但他并没有沉默。我告诉史密斯我们会用12页来排出这个故事,一般我们每周只给12页的版面来刊一个重要的摄影故事。当时我不在,我的执行编辑只找到10页,因此史切维特兹医生的故事发表时只有10页,取掉的两页没有刊用。这件事对史密斯而言,是一种污辱,他立即就辞职了。“除了他的这种十分典型的行为,间题的真正原因是,他早就认为史切维持兹医生的故事至少应该有30 页到6O页,甚至整个一期《生活》。在史密斯还没有去非洲拍摄时,他就给我写信说:我没有与他同去那儿是他的不幸,因为如我去了,就会理解和同意他用那么多的版面了。”

史密斯认为在他第二次从《生活》辞职后,他已被所有的大杂志所拒绝了,因此他得了忧郁症。1955年3月约翰·莫里斯打电话给史密斯请他去吃午饭,因为在很久以前,莫里斯就认为史密斯应该加人马格南。莫里斯认为:“尤金的问题出在:唯一能以他习惯的方式支持他的杂志只有《生活》杂志,而他却毁了他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虽《生活》总是接受他回去的,但史密斯再也不想回去了。所以当史台芬·劳伦特来找我,提出一个关于匹兹堡的拍摄项目时,我吞下了这个诱饵,这是我干的最笨的一件事。当然我也想不到,史密斯会把匹兹堡这件事看得那么重要,他是在想通过拍摄匹兹堡这个故事证明,没有《生活》杂志他也行。”史台芬·劳伦特曾经编辑过几本重要的杂志,其中有《每周画报》和《图片邮报》。他对摄影的开拓性的应用受到极为广泛的尊敬。那时他刚刚开始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向出版大众书籍:美国历届总统的图片性传记。并且与阿勒格尼联合会签了一个合约,出版一本关于匹兹堡市发展历史的书,以纪念该市建立二百周年,纪念钢铁工业的复苏。在纽约的威斯特培列旅馆吃早餐时,劳伦特对莫里斯说,他希望尤金·史密斯能为他的这本书拍摄匹兹堡插图,先付1200美元拍摄费中的500美元。莫里斯认为:“支付的拍摄费少得出奇,但劳伦特说他十分抱歉,因为这是他的预算中所能支付的最高标准了,这实在是扯淡。”

爱特·汤姆生曾经提醒过劳伦特起用史密斯要小心,他说:“如果你想找麻烦就用他。”但劳伦特想,书中只有一个章节的照片,在匹兹堡呆上一两个星期就足够了。如果天气不理想也最多再延长一周。谁也没有预见到史密斯会固执地要把这个平常的拍摄专题变成一个巨大的对这个城市的研究。这大大超出了劳伦特的要求,也超出了任何与此事有关的人的要求。在匹兹堡,史密斯不是呆了三星期,而是五个月;也不是只拍了一百来幅照片,而是拍摄了13000多幅;而且另外花了18个月把这些页片印出来。没有人预料到史密斯这样做会使他在经济上破产到濒临疯狂的地步,也没有预见到史密斯这样做会危险地抽干了马格南本来就不富裕的钱柜。爱特·汤姆生后来酸溜溜地描述匹兹堡项目是史密斯用来对《生活》杂志进行报复。但史密斯的传记作家吉姆·哈格斯(Jim Hughes)则认为匹兹堡项目是史密斯一生中最重要的摄影故事。

尤金·史密斯:匹兹堡计划

一位匹兹堡的生意人,也是业余摄影爱好者要去外地出差,所以把自己在豪景道的家借给劳伦特用。这幢房子位于华盛顿山的山顶,可以看到全城景色。劳伦特自己占用了顶上的两层,把底层让给史密斯用,因为这样尤金可以方便地使用地下室的暗房。当史密斯开着他那辆大的绿色旅行车到达时---史密斯称这辆车是奥芬丽亚(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名字),开始一件件把东西从车上搬下来,其中有唱机和一大堆唱片。劳伦特十分疑惑史密斯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难道这家伙要在这儿住一辈子吗?而他带来的唱机、唱片,则在后来的日子中,整夜整夜地用最大的音量放出来。

史密斯把第一个月的时间全部用来作调查,阅读有关这个城市的地理、历史的书籍。而且还在城里的各条街道上观望、探查了高架道、地铁。他只拍了很少一点照片,就开始与劳伦特的意见不一致了。问题在于:劳伦特对他要出版的那本书中的插图已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对照片反映什么,甚至照片应该怎样已有设想。在史密斯到达匹兹堡不久,劳伦特交给史密斯一张他书中要求的照片拍摄清单,这是与《生活》杂志编辑写的类似拍摄说明的东西,而史密斯早就对这类东西十分轻视。因为他们两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劳伦特需要的只是一位有能力的新闻摄影师,拍出上等的作品,而史密斯不想拍这些照图画样的照片,他要拍出艺术作品来。

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劳伦特与史密斯之间的关系还算文明。史密斯在4月20日给约翰·莫里斯的信中曾解释说:“这个项目进行得很慢而且不好。虽然目前已显示出我与劳伦特在该项目的拍摄内容和拍摄方法上已有不同看法,但至今为止,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愉快的。我在这儿至少还要呆四周,真是该死!”因为这个项目,史密斯一时不能为马格南干别的拍摄项目,马格南只好取消了几项本来要让史密斯拍的任务,同时减缓了为史密斯联系别的业务的速度。史密斯在5月l日给他的弟弟波尔的信中说:“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一些可能的计划,但我在没有完成这个该死的项目之前是无法接受别的任务的。这个项目是我必须好好地完成的,这是我至今拍过的最重要的一个…… ”尤金· 史密斯对他离开《生活》还耿耿于怀:“最根本地,这个故事在经济上将会有相当的收益,而且可以进一步给《生活》杂志一个证明:我可以不要他们。这样一来极可能会促使《生活》同意我对稿费和照片处理的要求。他们认为我离开《生活》会变得颓丧、会向他们巴结,我是绝不会对《生活》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的失败,他们就会抓住这一点,用他们的优势把我整个儿地打败,使我失去了我的武器,这也将是全体摄影师的后退和失败。”6月22日,史密斯不得意地离开了他借住的在华盛顿山顶的那所房子。还寄给劳伦特一张75美元的支票,这是支付他的电话费用的。随支票有一张说明性的字条说:“这个项目的窘困和令人筋疲力尽的状态,使我真正感到经济上的绝境。可惜我没有把这些电话细节记录下来,但我还是付了这笔电话费,不要使我们之间有什么磨擦。”他搬到位于谢特塞特的一个公寓里,预付了180美元的租金。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把洗澡间弄成了暗室。劳伦特担心史密斯不能及时完成他要的插图照片是完全能理解的,但对史密斯的照片还算符合他的要求还是满意的。劳伦特抱怨说,史密斯喜欢上了匹兹堡的一个螺栓制造厂的一切,一定坚持要在那儿拍一星期。而且如果对某一张室外照片的光线效果不满意,他就用一只指南针找出太阳在一天里不同时间的位置,再在他认为最佳的时间去重拍。他为自己的男子气而骄傲,并要显示他的无畏:当他在拍一个鼓风炉时,一个工人警告他,当炉子的塞子拔出来时,熔化的金属和煤气会猛烈地喷射出来,因此要立即低下头保护自己。但相反地,他却不停地拍照,显然完全不把这些危险当一回事。还有一次他从一个结构架的一根横梁上走出去,把跟在他后面的炼钢工人吓得要死。时间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了。明显地,史密斯把匹兹堡项目看成他自己的了,把那本书看成他自己的摄影集,而不是劳伦特的书中的插页。每天他拍摄越来越多的照片,从拍摄大街上的符号到市政委员会会议,从拍摄工会罢工到工厂装配线。他寄给劳伦特一幅他自己的照片,并建议可以作为书的封面。史密斯在8月7日离开匹兹堡,借了更多的钱,去换了他那辆旅行车的外胎和一些零件,开回到他妻子和孩子们所在的卡劳顿的家。他带回大约1.1万幅底片,当然这还不包括那些他已经丢掉的底片。编辑这些照片的工作是巨大的,而且几乎是无望的。8月22日他给《现代摄影》的编辑乔治(Judge)写信说:“我坐在一张乒乓桌上,我周围是几百张底片样张,每次我拿起底片样张查看,就会发现又有一张照片达到了可以放大的标准,我沉浸在这种要命的悲哀中。”在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中他说:“我是怎样地蹄蹒蹒跚跚地走遍了匹兹堡的大街小巷,但我还不知道我是否算是完成了匹兹堡的拍摄。虽然底片的样张都已印了出来,并散发着强烈的灵气,如果我不能完成这些照片的编辑工作,那么我还不如把它们全毁了更好。”劳伦特为能及时完成他的书而急得要命。他从马萨诸塞州的莱诺克斯家与匹兹堡不断地联络,但因一直不能从史密斯那儿确定任何照片而越来越沮丧。约翰·莫里斯也在担心,因为他知道,在史密斯没有执行劳伦特的合约之前,马格南拿不到一分钱。为了推进编辑照片的事,莫里斯决定为史密斯找一位印放照片的助手。一位从俄亥俄州来的名字叫吉姆·卡拉尔斯(Jim Karales)的年轻摄影师刚刚来到马格南,想把他的照片给什么人看看。目前还没有找到活干,打算离开纽约了。莫里斯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愿意每周赚50美元为尤金·史密斯印放照片,莫里斯还在电话中加一句说:大多数的年青摄影师都会对这个要求举手答应的。卡拉尔斯有点犹豫是否应该到那么远的在卡劳顿的史密斯家里去,但最后还是同意了。莫里斯通知他大约要工作两周就可以结束。卡拉尔斯乘火车从纽约来到卡劳顿,在车站上与史密斯见面后,史密斯把他的两岁女儿的房间让出来给卡拉尔斯住。原定的两周工作,一周又一周地延长,后来成为一月又一月地延长。在他终于能离开卡劳顿时,他共印制了7000幅漂亮的照片。史密斯又从这7000幅照片中精选出2000要精放的。9月1日,史密斯要莫里斯再支付一点钱,他给莫里斯一份详细的欠账清单,其中月底前必须付清的账目共达6466.25美元,其中包括850美元的出租汽车费,538美元还银行的借款利息,1000美元还照相器材店,大约700美元付医生就诊费和药费,还有400美元欠着的史密斯管家的工钱。9月10日莫里斯给在巴黎的马格南主席西蒙打电话,要他同意再给史密斯一笔4000美元的预付款。虽然西蒙担心,马格南为这个挣得少付出多的会员付这么大一笔钱会最终害了图片社,但还是勉强地同意了,他强调说这是最后一次借款了。史密斯并不让借钱之类的杂事干扰他的正事,他正在用“开创纪元”这样的词汇谈论他的匹兹堡项目,在10月3日给他的弟弟波尔的信中说:“我将创造历史……并永远影响新闻摄影师们。……有人在说什么,我的反应是我毫不在意这些狗屎、混账东西,这些事只是第二位的,我有更重要的事做。但明天我要有钱用,我没有了,明天是个死日,失败就像是死亡……”在10月的下半月里,他向高金汉姆协会申请一笔奖金,在信里他对匹兹堡项目是这样形容的:“这是摄影史上的一个突破.它将引发出对一个城市的研究、发现和参与,目的在于把一切有特征的场景转换成一种精神。”他还明确地指出,花了几个月才完成的匹兹堡项目是因为“无止境地投人到暗房加工照片,而无法预测时间”。马格南纽约的办事处越来越心急,他们看到这位图片社最新的而欠账最多的会员,正在洋洋自得于匹兹堡项目中,他并不想把自己赶快从这个项目中拔脚出来,去干别的项目挣钱。在9月底,史密斯一天内拒绝了两个委派的任务,说是付费标准太低。其中一个是简单的广告,收费500美元,另一个是为《考立阿》杂志拍摄一个8页的故事,用于圣诞节专刊上的一个宣传和平的故事,杂志的付费是4O00美元。史密斯对拒绝这些工作毫不在乎,虽然钱对他在卡劳顿的全家而言是多么重要,他甚至没有足够的钱去买食品。那个叫佳丝·泰门(Jas Twyman)的黑人女管家对史密斯忠心耿耿,她每天去城市另一家庭工作,挣12美元一天的工资,再把工资的一半交给史密斯用。史密斯往往还不管佳丝是否气得要死,因为他总是设法扣下一些钱买威士忌。当约翰·莫里斯去卡劳顿看望史密斯时,因他们的困境而大吃一惊。他想为史密斯与劳伦特重新讨论一下最初签订的合约,把付费标准提高。莫里斯指出史密斯干了6个月只挣500美元。但劳伦特并不表示同情。他已付了史密斯两周的工资,他也只要两周的工作。莫里斯回答说:史密斯拍了几千幅照片。劳伦特说他不乎这几千幅照片,也并不要几千幅照片,因为他没有要史密斯拍几千幅照片,他只要他书中一个章节的插图。劳伦特还加重地指出:这不是给尤金·史密斯出一本作品集,这是一本我史台芬·劳伦特的书。在圣诞的感恩节那天,史密斯给莫里斯写了一封长长的,但杂乱无章的信:“我什么也不是,只是又冷,又灰心,而且糊糊涂涂,不甜不苦。我已活过,试着走过我的路,让我死吧!一般来说,法律的受害者是不允许改变容貌的。马戏团的音乐是这样唱的:“看这只亲爱的公牛有着鸟一样的翅膀。”试着在一小时里印一千张照片,穿过针眼,在外面走三圈,都在土耳其浴室里做成。担架兵已准备好了,把我拉长,拉长,比我还长。约翰·亨利,把你的日子还我。我是风暴,是无休止的战争,而且没有女神作为奖品。我会从火龙那儿来保护这空虚。圣乔治、二楼、室内---一瓶金酒……相机,相机。你在做什么---我诅咒你的眼睛,诅咒你的钱,诅咒你的钱---为了所有这一切,你还是不能思考。”史密斯在1955年一年中只发表了四幅照片:《夫人之家》月刊上的一幅黑人学者的肖像摄影(这个任务是他找了好几个理由推掉,最后受辱似地接下来的);另一幅是匹兹堡项目中的一幅,刊出在《久望》杂志上(很明显,这并没有事先得到劳伦特的同意); 还有一幅是离他家不远的地区发大水情况的照片,是《生活》杂志刊用的;最后一幅是后来十分著名的、拍他自己的孩子在花园里的照片,题目是“走向天堂花园”,用在《周末》杂志上。这一年史密斯的全年收人是2582.78 美元,他对马格南的欠款还保持在700美元上下。

尤金·史密斯作品《走向天堂花园》

“走向天堂花园”实际上是史密斯从二战战场回来之后的第一幅照片。它被选人《天下一家》的展览中,作为最后一幅压轴作品以总结这个展览的仁爱、伤感的人道主义主题。这幅常常被评论为甜而伤感的作品,后来成为空前的、被广泛使用的一幅摄影作品:从生日卡到墓碑到福特汽车广告。照片中的男孩和女孩使人们感到像是天堂中的亚当和夏娃,走向伊迪园,或者可以让人感到有婴儿降生一样的气氛。它向观众暗示,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了。也许正是这一种作用,作品被公众广泛地接受。但又有不少摄影师认为,这是史密斯的作品中最失败的一幅。

到了1956年,史密斯与劳伦特之间的关系已恶化到极坏的程度,双方都互相威胁说要去法院控告对方。代表马格南和史密斯的律师亨利·马高烈斯(Henry Margolis)向劳伦特要求18,225美元的匹兹堡项目后期暗房加工费。而劳伦特则宣称,他要求至少5000美元的多项个人损失补偿。除非史密斯把照片按期送到他的办公室。经过几个星期的商讨,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马格南不再向劳伦特要求额外的加工经营费,而劳伦特同意马格南可以在他的书出版前,让史密斯在杂志上发表一组匹兹堡项目的照片。7月,莫里斯选了一组,要求《生活》付1万美元的稿费,在刊用前先支付2500美元。因熟知与史密斯在一起工作的困难,《生活》的编辑们坚持“如果排版达不到双方满意的话”,预付款要退还《生活》。这似乎是一种预兆。史密斯又一次让《生活》的编辑们体会了合作的困难。他写信给爱特·汤姆生,他绝不会考虑同意把匹兹堡的故事只用12页或22页的版面,比较公平的页数应该至少在50页以上。汤姆生拒绝史密斯对排版安排的要求,但建议史密斯应该与《生活》的美术编辑鲍拿埃·库特(Bernie Quint)一块设计排版。史密斯同意了。这时,匹兹堡项目的照片在史密斯家的整个地板上铺满了。餐桌上也摊满了照片。洗澡间早已用于冲洗照片,客厅成了展览照片和排版的地方。在几块4x8英尺的硬纸板上,不断地陈列上被选出的一组组照片。吉姆·卡拉尔斯还在把照片一张一张地放大出来。史密斯的妻子也被吸收进来对照片作最后的处理,孩子中的一人则负责配制显影和定影液。史密斯在卡劳顿和纽约的《生活》杂志社之间为版面安排的事来来去去。库特知道《生活》杂志不会同意用40页以上的页面来刊登匹兹堡的故事,而且自己感到在与史密斯共同工作的这几周中,已让史密斯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了。最后,照片被压缩在18个页面上。当排版的效果小样交到主编办公室之前,库特还让史密斯最后确认了这个方案。史密斯和库特站在爱特·汤姆生一旁,看着汤姆生仔细地一页一页看版面小样。最后汤姆生说:“很好啊,但尤金,在我目前还不能肯定能给那么多版面之前,你对这一设计有什么看法呢?"“我一点不喜欢!”史密斯回答说,在一旁的库特吃惊得半天合不拢嘴。他为这18个页面的设计干了一夜又一夜,确信史密斯会对他们的工作满意的。现在他感到完完全全地被出卖了。当然史密斯是一点也感觉不到库特当时的心情,而且还在不停地为页面争辩着。最后汤姆生只能疲倦地建议史密斯把排版设计的事带回家去修改。两个星期过去了,《生活》杂志没有听到史密斯方面的一点点消息。汤姆生打电话给史密斯,告诉他准备去卡劳顿看看。当汤姆生到了那儿之后,发现史密斯正在等他,并拿出了约60个页面的版面设计来。汤姆生试着解释《生活》绝没有可能把60 页的版面给一个故事的原因,但史密斯听也不听。他们商定两人到马格南的纽约办事处再见面,但史密斯没有去。汤姆生打电话给还在卡劳顿的史密斯问是怎么回事?史密斯解释说他已没有钱买从卡劳顿到纽约的火车票。汤姆生显得极有耐心,他让史密斯设法借一点钱去买票,他会在纽约车站接他,并把车票钱还他。当史密斯终于到达纽约火车站时,什么版面设计也没有带来。不得已,汤姆生把版面设计接过来完全由自己干,并把页数减到了12页,当然这不能适合史密斯的想法。史密斯为选每一幅照片,它在版面上的位置、尺寸,照片之间的关系等等与汤姆生争辩,还给汤姆生写了一封长而无头绪的信,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和动机。到最后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史密斯对《生活》的编辑们不想去理解他的要求和不欣赏他的艺术极为愤怒,他不同意《生活》刊用匹兹堡的照片,当然也就失去了那10,000美元的稿费。约翰·莫里斯写信给爱特·汤姆生表示歉意,在信中莫里斯说:“对发生的事我虽然还不完全明白,但我想尤金应负主要责任。”史密斯的匹兹堡的照片被送到《国家地理》杂志,《假日》杂志和《坤士》杂志,但都被编辑们拒绝了,莫里斯好不容易把照片以2万美元的稿费卖给《久望》杂志,但因为生了气的劳伦特不同意写任何有关的文字说明而使交易没有达成。到了那年的圣诞节,莫里斯发现史密斯一家已经相当贫困。他们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莫里斯开车去卡劳顿,带去了各种传统的圣诞节晚餐的食品。1958年1月25日史密斯给莫里斯写了一封几乎绝望的信:“从我成为马格南成员的那一天起,我就倒运了,而且我现在在马格南的地位比一开始还要坏得多,我的失败是灾难性地严重,而且会导致我与马格南双方的惨败。所以我相信,已没有比我辞去马格南会员的资格更好的办法了。”史密斯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他更加依赖于药和酒,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它们严重影响了他的非凡创作能力。但他还是完成了一项令人无法忘却的摄影故事:关于日本九州水俣市渔民受吉所化工厂的汞毒害的事。在1953年到1960年之间,水俣村的几千名村民中了毒,好几百人死了,是因为吃了含有汞的鱼类。史密斯从没有这样全力以赴地投人到拍摄水俣病的事件中。水俣病成了他个人的圣战。史密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水俣村住了三年,每周只花50美元,并吃自己种的蔬菜过日子。史密斯的那幅15岁的残废了的知子植村由他的母亲抱着洗澡的照片,是他最后一幅最著名的作品,就像圣母玛丽亚抱着基督尸体而伤心的宗教画一样受到大众的喝采,同时也促使全世界来关注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灾难。史密斯在拍摄中十分必然地加人到受害者的一边。当他在化工厂外拍摄示威的渔民时,7 名工厂雇佣的打手凶狠地攻击他,把他顶在墙根上,他的眼睛也几乎被打瞎。

唐· 麦卡林在日本见到他,把史密斯描绘成“一个爱着他的摄影,爱着天才,爱着他的艺术的人,他对摄影的极端热情和他的所见所为正在一点一点地蚕食着他。”

当史密斯的水俣病故事快要完成时,他回到了纽约,想找一家刊物发表,要比以前在《生活》杂志上占有版面更多的篇幅。在意料之中的,他提出要那么多篇幅的要求把所有的杂志编辑吓跑了。

尤金·史密斯死于1978 年,59岁虚弱、憔悴、胡子雪白,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死时在银行里的存款只剩下18美元。那天早上7点多钟,他走到空无一人的街上去找他那只叫贝贝的走失的猫,不小心摔了下来,撞了头,死于脑溢血。

他的传记作家贝·马特(Ben Maddow)说:“他把自己看成一名英雄的殉道者---新闻摄影的普罗米修斯---为维护他的原则而受拷打。”

内容来源:

《世界的眼睛:马格南图片社与马格南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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